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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制种回忆——-选自《六枝文史资料选辑(八)》

2020-07-27 16:25浏览数:360 

海南制种回忆
曹培秀

七十年代初,六枝特区就由农业局出面派人到海南岛制杂交水稻、包谷种,因气候太热,派去的技术员、干部、农民制种员每一年或两年都要轮换一次。开始是由省里组队,特区农业局派一名技术员参加,后来是市里组队,特区农业局派技术干部和农民制种员参加。制种人员返回特区后,在点上试种,获得了增产。延至1977年,特区农业局经请示特区革委同意,决定单独组队,扩大海南制种面积和特区种植推广“双杂”面积。随之确定制种人员:除留在海南的前期制种技术员陈永华(岩脚农推站站长)、全开政(岩脚农推站副站长)、东山农场工人王亚平、岩脚羊场农民制种员谌洪朝、苏学文以及从岩脚街上雇去的炊事员晏华荣外,另增派局农推站站长朱惠良、技术员蔡志雄、杨美光(女)等人作为打前站的队伍先行,然后再由部分区选派干部和农民制种员随后跟进。当时我在局办公室,也参加了“南繁”行列,因为去的人员较多,确定我负责后勤。
    记得我们打前站的人员是9月份动身的。之前做了些准工作:购买柴油机2台(1680元)、水汞2台(635元)、手扶拖拉机1台(2511元,在海南就地购买)、胶管5根(634元)、农膜100公斤(433元)、尿素5吨(2750元);还自备农药稻42瓶、乐果22瓶、滴滴畏9斤、滴百虫4包,另有布袋6条、麻袋10条、包谷种“关岭花山”152斤、“五O”79斤、“自三三O”16斤。水稻种“国际五四”10斤、“珍汕九七A”18斤半、“珍汕九七B”20斤;由于海南当时物资贫乏,特别是油肉类及副食品、蔬莱供应紧张,且价格又贵(比六枝贵1倍左右),就由局里出面,写出证明,经革委签字,交特区食品公司、蔬菜公司、粮食局,三家分别批给了我们一批熟猪油以及泡豆腐、干辣椒、黄豆、四季豆,我们还在岩脚买了几百斤面条;每人准备了几件换洗衣服及简单的行李。出发之前,我们准备的农用物资、主副食品随火车托运走。
    由于我们都是第一次赴海南,道路不熟,局里就派“老南繁”张大明同志(局种子站技术员)带路。为了便于同当地的负责人打交道,农业局副局长廖明统同志与我们同行。我们先乘火车至贵阳,然后又从贵阳乘火车往湛江,坐了一天多时间快到湛江时,张大明同志告诉大家:湛江火车站至湛江市内的公共汽车十分拥挤,每隔一两个小时才有一趟车,为了赶时间,一下火车就得跑步去挤公共汽车,慢了就挤不上,要等一两个小时下一趟车才能来。于是,大家就作好了挤车的思想准备。火车一到站,我们就往出站口跑。我紧跟在张大明同志背后,经检票口挤出站就飞跑去挤公共汽车。我和张大明同志挤上公共汽车时,我的持包带子被挤掉了一边。我俩举目向车内一看,其他的同志都未挤上车来。公共汽车行驶了十多公里才到市中心。下车后,我俩为了尽快赶到海口市,又奔赴飞机售票处购买飞机票,得到的答复是“已借完”,要四五天后才有票。我和张大明同志又乘公共汽车到赤坎大旅社联系住宿,服务员说客已满。我俩就转到旅社口等掉队的人员(之前已商量过住此旅社)。等了个把小时,廖明统等同志才乘公共汽车赶到。因赤坎旅社较少,全国来“南繁”的人员陆续到达,住宿显得更加紧张,我们就抓紧另外找旅社。找了一会,终于找到了一家小旅店。我和杨美光两个女同志被安排在一小间又阴暗、又窄又脏的房内住。两张硬板床,各铺了一张草席,放有一个枕头。点的是煤油灯。床上有臭虫,屋内尖嘴蚊翁翁飞叫,不时叮在人身上吸血,弄得我俩一夜无法入睡。第二天一早,我们赶紧漱洗完毕,就去火车站取托运的东西,同时买好了赤坎到海口的连程车票。我们乘车到海安,又由海安上了轮船,约坐了一个小时的船就到达了海口市。我们住进了海口大厦(在当地算第一流的旅社,设有卫生间)。但因气候太热,睡的床铺仍是硬板床,床上也是一张草席一个枕头,虽然比赤坎小旅社干净多了,但对我们这些从贵州来的睡惯了软床的人来说很不习惯。这家旅社蚂蚁特别多,我们住在三楼,只要放上一点糖食果品,一会儿成群结队的蚂蚁就会来光顾,这可能是气候太热的缘故。
    在海口休息了一天,我们就乘公共汽车往三亚,行驶了七八个小时才到达。我们一下车,全开政同志早已开来手扶拖拉机在车站等候了。大家把物资、行李搬到拖拉机上,由全开政同志先开走,然后就步行前往椰庄农场,走了四五公里就到达了目的地。
    椰庄农场是海南崖县三亚区下面相当于人民公社的一级组织,因地处海防前线,其组织形式采用半军事化编制,农场为营部,下面分为连、排两级。我们住的椰庄,是营部所在地。
    椰庄,有上百户人家,全是黎族,多数人家住的是草房,少数住瓦房,全系平房。寨子离海边仅四五十公尺,我和美光同志被安顿在营卫生所的一间房子里住,刚刚铺得下两张床。其余的男同志就住在原来特区“南繁”人员自己动手用椰子树、椰子叶搭的两间简易房子内,旁边是伙房,也是简易棚子。我们带来的副食品,因老鼠较多,就借农场的一间瓦房作保管室储藏起来。安顿停当之后,稍事休息两天,廖明统、朱惠良等同志就赴羊栏、崖城选制种点。因两处提供的土地不连片,劳力难以组织,且地价要得太高,抽水机等生产设备又不配套,经过比较,最后还是把制种点选在椰庄。在椰庄与农场负责人商定好制种田地面积(水稻50亩,包谷82亩,其中一连水稻15亩,包谷30亩;二连水稻、包谷各20亩;三连水稻15亩,包谷30亩;椰庄中学包谷2亩),以及报酬等事项之后,同志们立即开始了制种工作,搞两个合:一个组合为包谷“黔单4号”,一个组合为水稻“南优2号”。廖明统、张大明同志提前返回六枝,由朱惠良同志负责制种点的全面工作。按照与农场谈定的条件,由农场负责种植,我们的技术干部负责技术指导,按照田地面积,由六枝农业局付给租地价款(按当地最高的产量计算进行实物折款)。这样,“南繁”人员本来用不着下田下地劳动,但是,为了制种环节不出现差错,我们去的技术干部亲自下田下地示范,跟班劳动,去的农民制种员则亲自参与制种的每一道工序,以便掌握好制种技术,回来后好担负制种推广工作。10月,椰庄气温还高达30多度,同志们不参加劳动整天都会一身大汗,下田下地劳动就可想而知了,人人都汗流浃背。三亚的气候确实是名符其实的热带气候,整天都是红火大太阳,一年难下两场雨(我们去了半年只下过一次雨)。同志们一出屋就得戴上草帽,身上只能穿衬衣短裤,脚上一双凉鞋。每天中午、下午从田间回来都要冲凉,晚上睡觉用不上盖的。我虽然分管后勤,但除份内之事外,同样下地参加劳动。
    椰庄老百姓没有种菜的习惯,种的很少,吃的菜肴主要是小鱼小虾等海味。我们为了解决吃蔬菜的问题,就自己动手种菜。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种了一亩多的瓢儿菜、藤藤菜、鲜辣椒。由于气候热,蔬菜生长很快,但虫很多,四五天或个把星期要喷一次农药,灭一次虫,而且每天都要挑水浇,否则就保证不了蔬菜的正常生长。半月左右长出的菜秧就可匀菜吃了。我们“南繁”队有一辆单车,每天早上我就骑着它下地摘菜送回食堂。为了调剂一下口味,我和炊事员将黄豆泡上,然后去农民家借磨把黄豆磨碎,熬连渣豆腐,吃了几顿之后,因气候太热,推磨太费力,就改成发豆芽吃,有时干脆就炒“马料豆”(油炸黄豆加佐料炒)吃。每个星期吃一次面条,算改善生活。我们在椰庄期间,每人每月只有15元的补助费,难得买一次肉吃(因为价格贵,四元钱一斤,还得搭上一点猪头肉、肠子、肚子或耳朵),只去三亚买过一次肉来改善生活。过旧历年杀过一头百多斤的猪。每个星期,农场供应我们一次最便宜的炮弹鱼,两三角钱一斤。其余时间吃的莱都是我们从六枝带去的干菜和在当地自种的蔬菜。
    椰庄农民生活燃料是柴和草,全是自家到柴山上去砍和割的。我们南繁队也一样,每星期至少要去打一次柴。头天每人到农民家借一把柴刀,磨得飞快,第二天出发时每人换上一双旧鞋,一条旧裤,即使被划破了也不怎么心疼。开始男同志们提出要照顾女同志,我和杨美光同志可以不参加砍柴,但我俩考虑男同志任务繁重,还是坚持和大家一道上山砍柴。柴山离住地约3公里,出发时大家挤上手扶拖拉机,说说笑笑,向柴山进军。柴山虽然不高,但刺蓬很多很密,稀稀疏疏的小柴树就生长在刺蓬当中,要钻进刺蓬才能歌到柴,柴的木质很硬,很难砍。男同志每人每次要砍七八十斤,我和杨美光同志每次也要各砍三四十斤。各人要将自己歌的柴捆好扛着钻过刺蓬下山送上拖拉机运走,大家随后步行返回住地。每砍一次柴,要花大半天时间,每个人都得“挂点彩”一被刺划出血,有的在脸部,有的在手上,有的在脚上。但大家不当一回事。
    由于气候太热,炊事工作很辛苦,每天要保证三餐。炊事员小晏整天在火边转,热得难受,就在头上顶一条湿毛巾,干了就在水中打湿,然后又顶在头上,一天不知要打湿多少次。
    虽然热得十分难受,但同志们还是任劳任怨、亲密无间、团结互助、勤勤恳恳地工作。大家过的是集体生活,早上6点过钟起床,8点准时吃早餐,吃完就下田下地,中午12点收工,吃完中午饭休息到2点又起来下田下地,下午6点收工吃晚饭,星期天也如此。
    椰庄农场自己用柴油机发电,建有一个灯光球场,每个星期天的晚上搞一次文体活动—放露天电影或进行篮球比赛。我们“南繁”队员同当地农民一道,每人抬上一张小板凳前往观看,这就是“南繁”队员的文化生活。
    为了丰富一下“南繁”生活,同志们有时在天亮之前、大海退潮之后,拿上电简到海边拾贝壳,一次每人可拾到十个八个不等,最多的可拾到三十多个。在农活间隙,不时也去离椰庄三里多的小东海打海石花,去时带上箩筐(备装)和钢钎(供潜水的人采集海石花用)。下海的人要带上潜水镜,因为距海面二三十公尺深的地方才有海石花。进行这项作业最熟练的“南繁”队员要算全开政、苏学文、王亚平等人。贝壳拾回来后要埋在沙地里,七八天后附在贝壳上的肉才能腐烂,把腐烂的肉去掉后就大功告成了。海石花采回来后要在水里泡上7至10天才能见本色,用清水冲洗后就见其庐山真面目了。有的男同志还在夜间把大贝壳加工成烟灰缸,这类大贝壳主要是椰庄农民送的。“南繁”队员们没有人下棋、打扑克,生活是相当单调的。晚上多数队员是到农场连、排长家去串门、摆龙门阵,以联络感情。
    我们栽完秧、种下包谷之后,12月份左右,特区派来各区的70多名干部、公社半脱产人员以及农民到椰庄学制种技术,带队的有六枝区委副书记王昌福、郎岱区陇脚公社副书记郭忠仁、落别区农推站站长张金泉等人,农业局还专门派陈起全同志来担任会计。之前,由我们打前站的十多个人动手,用农场砍伐的椰子树、椰子叶搭了一个大棚子,用椰子树改的木板搭成大通铺,对面两排,供他们到来住宿。他们来后,由王昌福同志任“南繁”队长,管理全盘,朱惠良同志任副队长,分管技术,全体人员分到三个连队,郭忠仁、张金泉、蔡志雄各带一个队,学习“去杂”技术操作。由于人员增多,炊事员小晏一人负担不了这么多人的伙食,于是就由他们每天轮流抽一名农民制种员来帮厨。这批人搞完“去杂”之后,分两批返回了六枝。“南繁”队又由朱惠良同志负总责。旧历年关前夕,特区农委主任张杨武、农业局副局长杨厚学曾到椰庄对“南繁”队员进行慰问,同时邀请农场的营、连、排干部共同会了一次餐,以表谢意。

我们“南繁”队在海南整整半年,到1978年3月收了水稻种和包谷种后,才返回六枝。包谷、水稻的亲本和杂交种共收了一万多斤,装了两汽车,父本就地处理。种子运回六枝后,在特区进行了大面积推广,种水稻一千亩左右(每亩一斤半种),包谷三千亩左右(每亩4斤种),同时还在五个点上开展制种,共三百亩左右。
   椰庄制种半年,至今难以忘怀,我记忆最深的是:我们“南繁”队除了制水稻、包谷种的人员外,还有制西红柿种的索正懿同志。她是学蔬菜专业的,早我们两个月到椰庄,同她一道来的有六枝河湾大队的两名菜农(一男一女)。制西红柿种比制粮食种还要精细。特别是进行人工授粉时,她们每人头戴草帽,带一张小板凳,坐在地里,一株苗一株苗的操作,其精细度不亚于妇女绣花,每天工作八小时,太阳晒浑身淌汗,口干舌燥,照样坚持着干。椰庄历史上没有种
西红柿,索正懿同志带领两名蔬菜队员把西红柿种出来,的一个有半斤左右,小的一个也有三四两,采收后,挤出籽、留作种,然后请农场的各级干部来品尝挤过籽的西红柿,他们像品尝水果一样,大饱了口福,给了很高的评价。一亩地的西红柿,收得的种子有4斤多,比在六枝预计的多出一倍以上。索正懿同志家有4个小孩,老大、老二、老三都在六枝上中学、小学,爱人李途时同志在农业局任植保站站长,为了制种,索正懿同志不得不把最小的5岁女儿爱莲也带来海南照料。记得那时,爱莲每天跟着母亲下地,炎热的气候,使爱莲长了满身的热痱子,密密麻麻,刺痒难忍,大人看了,十分心疼。索正懿同志并未因此退缩,一直坚持到把种制出来才返回六枝。同样使我难忘的还有全开政、陈永华两同志,他俩都先我们一批在椰庄制种。全开政同志不仅是技术员,而且还自觉充当驾驶员,手扶拖拉机多数时间由他开,干活很卖力气。由于气候太热,他多数时间只穿一条短裤,有时加一件背心,因此他全身被太阳晒得黑黝助的,像个非洲人。陈永华同志体弱多病,瘦得皮包骨,整天离不开药能罐,每天都在熬中药吃。虽如此,他还是坚持到把第二批种制好才返回六枝。不幸的是,他们二人才五十出头,都先后病逝,使我们过早失去了两位好同志!
    说明:
    初稿写出之后,请朱惠良同志审阅,承惠良同志订正了一些史实和提供了部分史料,特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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