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凉风洞电站前期工程琐忆——选自《六枝文史资料选辑(八)》

2020-09-30 10:14浏览数:285 

凉风洞电站前期工程琐忆
刘远富口述   刘成学整理

解放初期刚土改我就参加了工作,先在本地搞,后来调去鲁戛干了一段时间又才调回双夕乡来。有一次卖余粮时,县里的一位领导对我说:“远富,现在共产党领导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我们要把眼光放长远点。总有一天,我们这乡旮旯里也会有电灯电话的。”当时我很年轻,就把他的话记在心头,决心为我们边远地区的民族多办点实事。可是“文化大革命”中,“走资派”、“当权派”挨斗,我也被“造反派”拉去斗了好多回,便没有当干部了。1971年整建党时,上级领导又去我家做工作说:“远富,你要出来为民族做点事,即使有病也要坚持工作。”特区来中寨搞整建党的韩守保、安成章同志也对我说:“远富呀,现在,你确实要好好地为社会主义干一下工作了。”他们找我谈话不久,我便当了双夕公社核心领导小组组长,负责全盘工作。
    新官上任,怎样为人民工作呢?我应该有些什么新打算呢?当时,全国农业学大寨,许多地方都办起了小水电站。特别是河南林县的红旗渠对人们的影响最大。本区的长寨、中寨等公社学习了林县人的创业精神后,已用水碾来发电了。于是,我也想搞个小水电站,解决部分人家的照明问题,但经过预算,需要一笔较大的资金。由于凑不出这笔资金,所以全公社6个大队只好各搞一个水碾来发电。不久,移山、古家岩脚等大队就先后搞起来了。可是,有的发不出电来,即使发出电来也只能点20来个小灯泡。除了附近几家人外,其余的都不得用,更别说公社办公用电了。后来,上级又要求各公社搞广播网,每家要安装一个喇叭。这本来是个好事情,但水碾发的电连照明都解决不了,怎么能带动得了数以千计的喇叭呢?于是,我下定决心还是搞一个水电站,既解决全公社照明广播问题,又解决千百年来广大妇女人工舂碓推磨的问题。如果搞得起就自力更生搞,搞不起就汇报到特区去,看上级有什么指示再说。决心下定后,我先去长寨、鲁戛等地作实地考察,看哪里比较适合筑坝建电站。因为从郎岱那边的花德河淌下来的月亮河水在我们双夕乡的地盘上绕了大半个圆圈,从长寨一直到鲁要不但水源充足,而且落差很大,找一个天然的地方筑坝发电是不成问题的。经过调查比较,我认为在河尾巴大队一个叫梭河(即今凉风洞电站大坝处)的地方把水堵起来发电较适合。于是马上召开公社党委会议研究,决定先去特区水电局请技术人员来帮忙勘测一下,看看是否可行。
    1972年底,我去特区水电局汇报了我们的打算:想在河尾巴建小水电站,但如果资金允许,最好还是在凉风洞下面建,因为那里落差更大,加上两山之间距离小,容易筑坝。可是局里领导不同意。他们说:“凉风洞那里既无路可走,又地跨两个公社,不好搞,还是定在河尾巴吧!”于是派平一求、王怀湘两个技术人员来帮助我们勘测。
    平、王二人来到双夕后,我和公社党委副书记王礼俊便找了河尾巴大队的支书杨明生、坡脚生产队的吕云清,李定云等几个爬岩子厉害的人一同陪他们去。

到梭河看过地形后,王怀湘当时就说:“在这里建电站是可以的,但找不到路运机子进来。如果能找个较平缓的地点修机房就好了。”平一求也说:“是的,这里建个200千瓦的电站不成问题,但交通不方便,机子运不来。即使拆下人背马驮运进来,常年水冲岩垮,机房也不安全。如果能从岩上打一条沟下去到西戛那边建机房就好了。不但可以解决发电难的问题,还可以解决下片人家用水问题。”王怀湘说:“打条沟下去虽然可以,但要的人工太多了。光辣子面都要吃好几石哩!”杨明生马上笑着说:“只要可以打沟过去,我们负责人力。没有辣子面吃,我们送给你。”说笑间,大家决定顺凉风洞峡谷下去看看,究竟打沟有多大的难度。
    当我们下到一个叫绿荫潭的地方时,只见岩子象刀切,河水翻白浪,别说上下左右无路可走,就连立住脚的地方都找不到。大家大眼瞪小眼地看了一回后,便进也不是,退也不是了。这时,李定云瞅准一棵从突出的岩子上吊下的青藤说:“等我试试。”说罢便往上一跳,三抓两抓就爬上去了。接着,他又一只手拉住一棵从岩缝里横伸出来的小树,一只手伸下来把我和平一求等人拉上去,然后用肩膀当梯子把我们送上了另一块岩子。吕云清和王礼俊则从河沟里经常垮岩的绿荫潭边报住岩缝爬了过去。他们刚抓住一棵小树爬到潭上边靠稳,便差点吓出尿来。原来我们上边几个人站的那块岩头正在慢慢往下移动,很快就要垮下去了。下面便是深不见底的绿荫潭。王礼俊慌忙大声武气地喊危险危险,别过来,别过来。于是,我们慌忙抓住横七竖八的树根爬到另一块岩子上去。几经生与死的考验,我们终于平安地爬过了这段“猴子下不去,山羊过不来”的河沟,实地目测了从来没有人走过的凉风洞峡谷。
    回到公社后,我们立即召开了党委扩大会议,平、王二人列席了我们的会议。会上,有的委员认为搞这样大的工程危险得很,怕死人招人命,所以坚决反对,我的思想也很矛盾,要在梭河建电站,危险照样大。年年山洪暴发,机房都有被冲毁的可能。如果真的这样,年年修建年年垮,等于没修,何况水小时发的电连鲁戛片也不够用;但要在凉风洞那边的坡脚建机房,困难又太大,光靠公社的力量根本无法支撑。最后只好一致形成决议,由平一求向上级写出可行性报告,看看上级的态度再说。同时在报告末尾附上我的建议,在凉风洞修电站要适合些。
    1973年3月,报告批下来了,上级不但同意我们在凉风洞建电站,而且建议我们把民工分成两个排,坡脚放一个排,梭河放一个排,由两头同时开挖从岩子上经过的水沟。
    接到批示,我们立马召开党委会研究,决定成立常修队。由党委委员邓连忠任队长,负责全盘工作。三合大队副支书邓召富任副队长。古清政为会计,负责生活。每个生产队抽两个人,每个大队抽一个人参加,总共抽了48个人组成一支常修队,加上3个负责人共有51人,于1973年5月开到了河尾巴。在河尾巴大队的大力支持下,他们首先在那里砍竹子,割茅草盖简易住房,凡是被抽出来的人,仍由原生产队分给粮食。队里每个人口得多少他们仍然得多少。不足部分再由公社用国家返销粮补助,补助按人七劳三的方案实行。工分一律按队里的强劳力计。这样一来,被抽出来的人很安心,才个把月便把准备工作做好了。
    1973年7月1日建党节那天,修建凉风洞电站的工程正式开工了。常修队准备先在从梭河到坡脚的悬岩上打出一条毛路来,然后再按水平线打沟,并规定每人每天打三尺到一丈五的炮眼,两人共同完成三尺为一个工。于是,开工后有的人便拼命大干,6个小时便打炮眼一丈五尺。为了安全起见,王礼俊、刘远才经常在工地上用大喇叭喊大家注意,千万别出工伤事故。我虽然没有直接负责指挥,但也经常下到工地上去查看情况、进度,以便及时帮助常修队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1974年春天,我因要去山西大寨学习一个月,便叫王礼俊副书记在家中负责全公社工作。可是我回来后不但听说工程停工了,而且连常修队住的棚子也被放火烧掉了,邓连忠还把做饭用的赠子也拆散了。我便问王副书记是怎么回事。他说一是大家没有粮食吃了,二是太危险,担心死了人负不了责,还是等以后去中寨牵电过来用算了。我说中寨的电也只有50个千瓦,国家电网的电又拉不来,为了子孙后代,困难再大也要克服,还是接着干吧,出了问题我负责。
    于是,我们又重新买了甑子、铁锅、搭起棚子,并由每个队抽两个人增加到抽6个人,总共抽了288人,组成两个队,一个队由邓连忠负责,一个队由邓召富负责,分别从现在的坝上和坡脚同时动工。这样一来,进度就加快了。但是,由于没有路连通两个施工点,所以我们送油盐、粮食、电池去给他们时只能分两个组从仙人庙和写字岩的两条小路送下去。
    1974年底,水沟的毛坯快出来了,两边的施工人员可以互相听到说话声了,但人还不能通过,送东西还得从两条路分头送下去。   当时打沟,困难太大,生活很艰苦。凉风洞那地方,自然条件又恶劣,老蛇多,蚊子毒,气候热。一到晚上,人几乎不能入睡。即使在棚子里,也可见碗口大的蛇在昏暗的灯光下梭来梭去,一串串指头大的蚊子飞进飞出,真是吓死人。如果皮肤不好的人被蚊子叮了一口,肿起来十天半月也不会消。实在没有办法,一到晚上,常修队员们便用油烟薰,可是哪里薰得走?蚊子成团成串,薰走一批又来一批,哪里有光线或有汗味就朝哪里飞。白天,有时人在一边干活,蛇在一边抬起脑壳望,吓也吓不走,打也打不着,胆小的魂都要被吓落。有好几次,脚腿一样大的蛇一梭就梭进煮菜用的铁锅里,打几个滚就被烫死了。
    环境恶劣大家还可以坚持,最令人头痛的是虽然干重活,饭却吃不饱。由于上级没有钱补助,我们只好从修郎岱到毛口公路的储备粮中拿出一部分来,但毕竟太少,解决不了大问题。公社又只得一面号召各大队,学校师生去四角包、岩背后等地开荒种粮食来补助常修队;一面成立一些副业队抠瓢,打桐油,做面条等卖点钱来补贴。与此同时,公社还在高坡江成良家养了10多匹马,规定每个公社干部每天晚上要交12把马草,完不成任务的,第二天早上得先补上后才去上班,还不能迟到。
    尽管我们想尽了办法,还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常修队的生活问题。于是,我们又派人去三岔沟、圆杠石、水淹坝等地方办煤窑。当时,一个煤窑虽然只有一盏玻璃灯照明,但大家还是毫无怨言地干,把挖出来的煤烧成焦炭卖钱来补助常修队员。对于从生产队抽出来的副业人员,由于我们没有钱开工资给他们,只好叫每个生产队派人来给他们评工分,我们每天则给几分钱的补助。虽然如此少得可怜,大家还是一戛夏公社的人见我们不顾一切地修电站,也经常无私地支持我们煤厂的工作,帮煤厂卖焦炭,有时买主找到他们,他们便先介绍来买我们煤厂的焦炭,然后再买他们的。由于有了各方面的支援,基本上缓解了常修队的生活困难。
    在施工过程中,为了防止工伤事故,我们就用一些钱买绳子来把人拦腰捆住,从岩子上吊下去找天然炮眼放炮。我记得光买绳子的钱就花了1900多元。当时放炮也是一个很危险的活路。平常在平地放炮许多人都害怕,别说拴起绳子在悬岩上甩来甩去地找炮眼、装炸药、点火了。稍微不小心,随时都有粉身碎骨的可能,所以无人敢充当放炮员。我们只好从队员中挑选出几个人来组成一个放炮班,由15岁的刘胜才任放炮班班长,14岁的刘胜林第一个站出来当了点炮员。他们虽然人小,但胆大,灵活,用绳子往腰上一捆,便从岩顶上梭到岩腰上去,象猴子一样跳来跳去地到处找有岩缝的地方塞炸药。有时遇到岩子凹陷的地方,他们的脚手无扒处,吊在半空中来回甩,我们在下面朝上望去,简直象老鹰飞一样,他们塞完带去的炸药,安好长导火绳,用哨子通知下面的人都躲好后才一起点炮。有时找到大一点的小石洞,一次可装炸药300多公斤。炮一响,比电影《地雷战》中的镜头还要好看。
    由于是两头开工两头点炮,所以好几回把唯一去施工点上的“路”都震断了。于是,常修队员们便用竹子绑成梯子横在空中当“桥”过。有时候,人刚走过“桥”便同岩子一道“轰”的一声垮到深河沟里去了。

沟还没有打通时,有一次,特区领导率队来参观。他们早上从公社驻地巴赖出发,中午才走到一个叫臭水井的地方,因见无路可走便转回去了。后来支“左”部队拨了两万块钱支持我们。要知道,两万块在当时已是一笔很大的数目的。可是钱拨到交通局后,交通局不给我们了。说这两万是用来修路的,但只能修到公社,于是又把钱拨到长寨公社去了。结果,我们只得了一吨硝铵。眼看到手的资金没有了,一吨硝铵又能解决多少问题呢?但我们不能因此半途而废呀!于是,我们又派人去熬硝,用土硝、炭灰、硝铵、干牛屎等原料造土炸药。并且要求每个干部上工时挑一挑小石头去工地上。装炸药时由管后勤的刘远雄负责监督,每个炮眼定量装填,不能象以前那样放大炮。填好炸药后再填小石头。结果,试验成功了。民工柏清田便用整子在岩头上刻了几个字:战斗在凉风洞的战士们永垂不朽。我看见后说:“永垂不朽’不行,大家不是活得好好的吗?”他说:“只要我们有这种雄心壮志,怕什么?”
    1975年秋天,两头开挖的引水沟终于交接了,胆大的人可以双手扒住岩子从沟坎上走过去。又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奋斗,1976年夏天,全长1710米的大沟终于全部打通了,但最大的困难也跟着来了。毛沟一经打通,便要筑坝,粉糊。粉糊需要水泥、砂子。可是别说没有钱去买这些东西,既使有钱买到了,又从哪里运到工地上呢?就地取材,不行;从巴赖往下运谈何容易?没有路,光靠人背马驮也解决不了问题,何况连马也难下凉风洞呢?
   有一天,特区党委又派人来工地参观。但来的人只能扒着岩子一步一险地慢慢前进。有的看一眼就感到头晕,更不要说从头走到尾了,带队的张戈书记走了一会儿,双手蒙住脸问我还有多远,我说只走了50米,他便说不去了,等全部修好后再来看。同时希望我们赶快修一条路到坡脚来,以便以后好运机子进山里边来。
    参观团一走,区委分管电站工作的卢运德书记马上召集我们公社党委成员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讨论,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从公社驻地巴赖修一条公路去凉风洞。卢运德书记是1973年6月28日到中寨区报到的,7月3日他便同王进技术员王怀湘等一起下到凉风洞去考察,在那里一呆就是三个月,所以对我们工程的各方面情况十分熟悉。会上,他首先对我说:“绕开烂岩包来安机子不行,这样做虽然少费工,但不稳固;在竹林边安机子更不行,两边的岩石都是松松的垮下咋办?必须另外选点。”至于修路,从锅厂那里修下去,再从火烧寨修到河尾巴不行,而且这条线占地太多,不好调整。最后,大家认为从红光大队顺高家垭口修下去较合适,但这条线弯道太多,岩子太陡,工程量太大,卢书记又担心我们公社修不了。于是我问技术员平一求预测过没有。他说他和王怀湘没有预测过。民工技术不行,修得了就修,修不了最好不要修。后来,党委认为,如果先测量好再修,那要花不少钱。既然没有钱请人测量,不如自己动手,边测边修,说不定还可培养出一些技术员来。于是,公社马上成立了修路指挥部,由副书记王礼俊任指挥长,武装部长刘远奎任副指挥长,专门指挥民兵,江世荣负责开拖拉机从区里往工地上运物资。吕道友负责工地广播宣传,妇女主任王松云分管女工,后写稿子当播音员,负责鼓励大家。接着,我找技术员平一求商量,请他帮忙向上级反映一下,可否解决一部分资金和物资。平一求说:“只要真正干起来,保证炸药、雷管、钢纤、大锤够用。如果能与上级主管部门协商好,说不定会多给双夕两万元资金。要是越干成绩越大,还会逐年增加经费。”卢书记与我们商量后认为可行,便开始作开工动员。我们首先用8.75毫米放映机把红旗渠的记录片再放一遍给各大队的社员看,要大家学习红旗渠人的艰苦创业精神。然后又用中寨肖昌鹏在闹河用50个千瓦发电机发电点电灯的事例教育大家,要大家加快学大寨步伐,改变双夕山晃的面貌。在动员报告会上,我说:“卢书记在区里是分管农村工作的,他的工作重点就放在我们双夕公社。修路时,如果物资不够用,他会同平一求技术员去弄来;如果粮食不够吃,区委会从返销粮中直接拨给我们。人家书记、技术员都这样支持我们,同我们大家一道睡岩洞,滚草窝,鞋子跑烂了都还在爬岩下坎地干,人家为了啥?还不是为了我们。所以,大家苦点累点又算哪样呢?”经过动员,社员的干劲被鼓起来了。都认为修路是为了子孙后代,这是好事情,要干就快点干。
    于是,公社决定由武装部长刘远奎带领所有民兵打头阵,先在要修路的地方搭窝棚。后来由于全体社员都出动修路,窝棚不够住,大家又去找山洞、偏岩脚住,就连公社修路指挥部也只好设在阴凉岩的一个小山洞里。
    动工时,没钱请人测量,我们就自力更生,把全线分成三段。第一段从公社驻地巴赖到红光生产队,这一段土方较多,路可修宽一些。第二段从红光生产队到阴凉岩,这一段岩子陡,弯道大,石方多,路可修窄一些。路虽然修窄一点,但不易塌方。第三段从阴凉岩一起到凉风洞。划分好后,妇女主任王松云负责带几个有文化的年轻人测第一段;刘远奎、刘远才、刘远雄等人负责测第二段;最后大家一起突击第三段。测完一段修一段,每一段又分17小段,每个生产队包干一段。
    开工那天,邓连忠那个队首先在阴凉岩放了几炮,把鼓出来的岩子炸垮了。接着从上而下,沿着过去的小路往下修,一天放两回炮,中午一次,下午一次。整个工地统一用口哨、喇叭通知大家同时出工,同时隐蔽,同时收工。由于放炮员已经经过打沟放炮的的锻炼,所以放起炮来顺畅得很。每一炮要装多少炸药,要多长火绳都计算得很清楚。因而节约了不少开支。放炮员由指挥部统一开饭,每次放完炮后便回到高家垭口去吃饭。
    修路虽然比修沟要安全一些,但由于弯道太多,岩子太陡,还是出现了不少险情。有一次,一个生产队的民工才撤离原地五分钟,整座岩子便“轰”地一声垮了下来。要不是有人听见岩子炸裂的响声及时提醒大家跑开,那这个队的40多人就要被“报销”了。于是,有人警告我们说,这条路不能修,如果再修下去,公社党委就赔不起人命了。为了避免危险,减少伤亡,加快施工进度,赶在“三秋”生产到来之前修通公路。公社党委又一次作出决定:每个干部都当一回指挥员,负责修通一小段。于是,一个盛大的动人场面出现了。整个公路线上人来人往,笑声不断。特别是红光大队的人干劲最大。他们不论男女老少,修路期间一律吃住在工地上,白天夜晚加班加点的干。晚上男的睡一个窝棚,女的睡一个窝棚,没有窝棚住的则露宿,男的住一边,女的住一边。不众,人人身上都长了虱子。全线总指挥王礼俊副书记也吃住在工地上,连家都没有回过一次。播音员王松云也同样吃住在工地上,每当深更半夜,便在窝棚里把蚊帐一拉,就算有了个临时休息的地方。扁槽大队那一方的人见红光大队的人在拼命干,他们也不甘落后,每晚都干到十一二点钟才收工,天一亮又接着干。随后,许多生产队为了完成任务,也经常借着月亮光干到半夜。就连公社所辖各校师生也分了修路任务,白天晚上都在挖土方填路基。所以一到晚上,明亮的月光下,火把象一条移动的长龙,在山间弯来拐去的。惹得对面晴隆县长流的人说我们修路比打仗还好看。
    由于工程量太大,加上全民上工,进度较快,所以物资、资金还是供应不上。于是,党委又开会研究决定,要求各生产队捐献资金购买修路物资。当时,全公社42个生产队有15个生产队有存折。每个队便拿出2000元来。中寨煤厂了解到我们的困难后,也支援了我们一部分资金购买炸药。于是,修路所需物资又很快到位了。
    在施工过程中,有一个叫龙荣书的人偷了两节炸药,被王进拉去游了一回街。从此,哪怕一个雷管、一寸导火绳也没有丢失过。
    经过37个日日夜夜的苦干加巧干,在没有死伤一个人的情况下,我们终于修通了全长为13.8公里的凉风洞公路,为发电机的早日安装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沟通了,路通了,我以为只要筑好坝,安装好机子便可以发电了。谁知这时特区领导说我们这个电站较大,选点又好,要派人来重新测量,加高堤坝,加宽水沟,增大流量,安装较大的机组,并要我们公社先在准备建机房的地方修房子。于是,我们便先在坡脚起草房,每天早上八点钟以前就派人到田坝那边去挑茅草。起房子不但需要茅草,而且需要许多石砂。没有石砂,我们便在上寨对面的岩包包下打。由于无路可走,运砂全靠人挑。于是从我开始,每个干部完成750斤的任务。有一次,我挑了一挑砂刚到半路就摔倒了,我爱人知道后只好来帮我挑。1976年9月18日,区里要求我们全公社干部整队去中寨参加毛泽东主席的追悼大会。大会结束后,我们化悲痛为力量,连家门也不入,又赶回凉风洞干了个通宵。
    当时,不论是干部还是群众,几乎每天挑完砂干完工地上的活后又去兔场挑焦炭爬十几里大坡才回到公社来。经过短时间内的苦战,我们按时完成了上级交给的建房任务。
    有了简易的住房后,特区派人来重新测量了一次,认为我们修的沟只能过5个流量的水,要扩到10个流量才行。并且要建一个可安装500个千瓦的水轮机组,首次发电达300个千瓦的机房。鉴于这些工程技术要求高,我们公社根本无能为力,一没技术,二没资金,于是,特区革命委员会便接管了凉风洞水电站,并把双夕公社凉风洞水电站更名为六枝特区凉风洞水电站,同时成立六枝特区凉风洞电站工程指挥部。
    1977年1月,新的指挥部成立了,倪裔昌为指挥长,卢运德、黄复河、我、王忠贤、王有成(后补)为副指挥长。王进、江茂才、王礼俊为委员。王天恩负责搞政工,指挥长负责全盘工作,卢运德副指挥长负责具体指挥,黄复河负责后勤,具体工作由江茂才管理,王忠贤分管施工,我负责组织民工上工,王有成负责由洒志农场调来一个中队。技术组由平一求、唐成俊、冯辅廷负责。大家都吃住在凉风洞工地上,于是,修建凉风洞电站的第二战役轰轰烈烈地开始了。同年3月4日,特区安排了34名知识青年来凉风洞电站工作,我们送了一部分去培训,绝大多数后来都成了骨干,有的现在还留在凉风洞电站工作。
    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在修凉风洞电站的整个过程中,我们是付出了代价的。先后伤亡的人员就有9个。有郎岱坝子上的杨中胜,洒志农场的一个人员,一个渡船的,有红光大队一队的邓庭舟,有当时双夕大队妇女主任的丈夫,有煤厂的李明江,放炮的吕道南,还有一个叫杨清明的。特别是移山二队的邓连书,当时刚22岁,结婚才一年多便牺牲了。原因是刚修好的沟上方有山水,他怕山水冲下来毁掉了沟坝,便搞了个简槽去把水接到沙沟里来。他刚把简槽接好,便发现自己站的地方因水泥未凝固正在慢慢往下掉,于是他便把同他站在一起的人往安全地方一推,自己还来不及走开就同水泥沟坝一起摔到河沟里去了。
    修凉风洞电站的事过去二十多年了,我能记住的就是这些了,其他方面的由另外的同志补充吧!讲错了的地方也请当时的同志帮忙指出并给予纠正。
    1993年8月23日,我刚从上海回到六枝,特区政协的李逢时主席,谭明达、柯慧贤副主席便对我说,我们政协准备出一本有关农林水专辑的文史资料,你去把凉风洞电站写一写吧!于是,文史委的李志高主任便为我拟了一份被调查人的名单。当特区人大副主任卢运德同志听说我要去中寨采访时,便对我说他因公要去中寨,可以搭他的车一道去。第二天到了中寨,卢主任便用小车去接来了当年任双夕公社党委书记的刘远富同志和任副书记的王礼俊同志,同时,还请来了8个知情人士。大家共同开了一个下午的座谈会,为我提供了不少原始素材。由于移交给特区水电局后的资料不全,所以我只好以刘远富同志的口述资料为主整理出了这篇史实,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有关知情人士提出批评指正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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